巴黎街头的“纪念牌”：刻在墙上的故事

在巴黎走路，一定得学会“东张西望”和“探头探脑”。

这样，也许你哪天会撞上“一位毕生共做了77 603餐饭的女人曾在这儿居住”(匿名氏住所)，或者“我们年轻时代的巴黎就是这样，那时我们很穷，但很幸福”(海明威故居)这一类令人捧腹或促人思考的“铭牌”……

作者 ｜巴黎行人｜© 法兰西360

玩巴黎，发现和挖掘这座城市的魅力和秘密，最忌讳的莫过于几年常见的那种场景了：跟着扛一面小旗的导游，象大兵团进城似的在那些已经不知在电视画面和画册上见过多少遍的所谓“景点”前摆身弄姿地拍照留念……

当然，这已属聊胜于无，是许多初次走出国门、把“打卡”国家数量视作炫耀资本的人们当时没有选择中的选择。

而真想认识巴黎，首先需要具备一份袖手好闲者(flâneur)的“晃荡”(当然要“荒唐”也行)闲心，应当以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姿态，优哉游哉漫无目的地信步而行；而且还要敢于不断地探头探脑东张西望！

因为，巴黎是一座应当“阅读”的城市。

在由街景橱窗、铺面商标、地形风貌、建筑格调等组成的一系列都市形象和符号中，最值得“阅读”的，无疑是钉在街头许多大楼正面墙上的纪念牌(plaque commémorative)了。

这些通常为长方形的大理石、陶瓷、铜或铸铁铭牌，常常会突然攫住行人的目光，迫使他驻足端详琢磨，随之又触发一丝记忆、一片敬意、一番感慨或一阵无限的想象。

而往往只有在这个时候，行人才会和他眼前的那幢很可能其貌不扬的建筑物、和巴黎这座丝毫不咄咄逼人的城市产生一种交流、一种共鸣，甚至一种认同：因为，从那块简朴得让行色匆忙者都来不及发现的铭牌上，你获知法国历史上那个曾让全世界人震憾、激动、兴奋的事件原来就在这儿发生，或者那位使无数男女欣赏、崇拜、敬仰的法国作家、诗人、艺术家或哲人学者、历史名人曾在这儿出生、居住或去世。

于是，你突然萌生一种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一首名诗中所说的那种与时间、与历史、与名人的“交感(correspondances)”的感觉；于是你在一种对伟大与凡常、永恒与短暂、遥远与贴近的切身感悟中，开始对巴黎滋生另一种更深沉的也许会演变成爱的喜欢。

因此，巴黎街头随时可能撞上的那些“纪念牌”象是刻在墙上的历史，时时刻刻地起着唤醒人们的作用，使人哪怕在“闲庭信步”中也会不期然地遇上历史，催发对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的记忆。这大概就是这些“纪念牌”的作用了。

然而，在发生过历史事件或在名人居住过的楼房的墙上“钉牌”这种对历史和名人表示纪念和敬重的方式，纯属民间自愿自发行为，而截然不同于官方的“树碑立传”。

当我还住在巴黎六区波拿巴特街42号(42 rue Bonaparte)和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是“邻居”的时候，曾对那栋楼房上没有一块标记萨特曾在此楼居住的“纪念牌”表示不解。

萨特在波拿巴特街42号从1946年10月(41岁)一直住到1962年1月(57岁)，历时达16年之久，也是他一生中连续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寓所。萨特的许多重要名著都在波拿巴特街的住所里写成或在这一时期出版，其中包括：剧本《魔鬼与仁慈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阿尔托纳的幽禁者》(Séquestrés d’Altona)，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等等。

萨特在波拿巴特街的16年生活造成了著名的“圣日耳曼德普莱神话”，给这一街区打上了深深的存在主义文化烙印。然而，不象其他名人的巴黎故居大多都有纪念牌那样，波拿巴特街42号门外除了一块4楼的牙医招牌之外，没有任何一点标识表明萨特曾在本楼生活居住16年。

我开始对此觉得奇怪。后来在向萨特故居现在的主人询问之后才明白了为什么。

原来，1962年1月那起针对萨特的爆炸案后，一位名叫弗莱德·朗萨克(Fred Lansac)的专给法国旧贵族做衣服的裁缝买下了产权属于萨特母亲的那套房子，成了“萨特故居”的新主人。

有一天在楼下走道里碰上朗萨克先生，于是便问了他几个关于我们那位著名“邻居”的问题。朗萨克先生告诉我，他买下萨特的房子后，对布局作了大幅整修改动；那房子的墙内还残留着一片炸弹弹片。而且，当年他刚买下时，房间里面还有不少萨特的物品，包括个人信函、记事本，甚至还有几件手稿。他把所有东西都给一位朋友看了，那朋友告诉他说这都不值钱。我问他为什么楼外不设一块纪念牌，标明萨特曾在这栋楼内住过。朗萨克先生很直率地说：因为我不喜欢萨特！他不无调侃地说，这世界也真有意思，我是替法国贵族做衣服的，可就偏偏住在一个对贵族恨之入骨的激进作家的老屋里！

原来，根据法国法律，在楼房建筑物等私产表面刻字置匾，纯属业主私人权利范畴。只要业主和建筑物的业主联合会(syndic)不予提议并同意，即便是最有名的历史文化名人故居，政府或任何其它团体组织均无权强制干预要求，或擅自作主替其“立牌”。

萨特当年从波拿巴特街42号“仓皇出走”后，便搬到了巴黎第14区(和我一样)，在拉斯巴耶大道222号(222 Boulevard Raspail)和紧挨蒙巴纳斯大厦的埃德加－基内大道29号(29 Bd Edgar-Quinet)居住过。

而萨特在巴黎的这三处重要故居中，只有拉斯巴耶大道222号这栋并不起眼的公寓楼门前设有一块铭牌，上面写着：“作家、哲学家萨特曾于1962年至1978年在此居住，并于1963年在此写作《语词》(Les Mots)一书”；而波拿巴特街42号和埃德加－基内大道29号却只是两处萨特的匿名故居，目前无任何标识，而且今后估计也不可能再有……

因此，巴黎街头难以数计的各类“纪念牌”从另一个角度则也反映了普通法国民众的“历史感”。

“纪念牌”有各种各样的格式；上面镌刻的文字大多简单扼要，只注明某人于何时曾在本楼居住过或某事曾于何时在此发生。也有别具一格、颇符合被纪念人物个性的文字，让人读来感触顿生，思绪万千。

在迄今为止所遇到过的各色“纪念牌”中，我最喜欢的，是钉在巴黎5区罗兰街14号(14, rue Rollin)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故居门前的一块纪念牌。

在这一块单论质料本身－极富现代感的透明塑料－就已与众不同的牌子上是这样写的：“勒内·笛卡尔(1596年－1650年)曾在此生活过。定居在荷兰的法国哲学家在其1644年、1647年和1648年逗留巴黎时，曾住在本楼。‘象我现时这样，一只脚踩在一个国家，而另一只脚却踏在另一个国家，我觉得我的状况很幸运，因为它是自由的’(« Me tenant comme je suis, un pied dans un pays et l’autre dans un autre, je trouve ma condition très heureuse en ce qu’elle est libre »)[致波希米亚艾丽萨白公主的信，1648年，巴黎]。此纪念牌于1987年值《方法论》发表350周年之际设置。”

美国作家海明威(Hemingway)于1922年1月至1923年8月与他妻子哈德莱一起住过的勒穆瓦纳枢机主教街74号(74, rue du Cardinal Lemoine)的那块牌子，读后也让人不禁象海明威那样，眷恋起他在《巴黎是个节日》中(Paris est une fête)所记述的那个巴黎：“我们年轻时代的巴黎就是这样，那时我们很穷，但很幸福。”

遇上诸如此类让人回味、遐想、思考，甚至激动的“纪念牌”，无疑常常是巴黎行人“闲游”中的莫大惊喜。而巴黎之所以为巴黎，且又能如此连绵不断地吸引着全世界的人们，其魅力，或其不同于别的城市的“底蕴”也许正在于此。

然而，在巴黎这座似乎安于永远不变(与国人总是沾沾自喜于“变化快”的心态是何等的泾渭分明！)的城市中，也总在孕育和滋生着无奇不有的创新，让人突然耳目一新。

这不，几年前，巴黎人忽然发现街头出现了一些“神秘”的“纪念牌”：好几个区的居民有一天在他们天天出入的大门墙上，读到诸如：“公务员卡莉玛·本蒂法于1984年至1989年在此楼居住”，或：“电脑程序员皮埃尔·萨拉迪耶于1976年11月12日在本楼出生”之类的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纪念牌”！

其中最损，也最让人发笑的，是一块被钉在巴黎第12区一栋楼的墙上的“铭牌”，上面赫然写着：“1967年4月17日：这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Le 17 avril 1967, Ici, il ne s’est rien passé)”！

巴黎5区贝尔多莱街9号(9 rue Berthollet)也出现了这么一块可称得上为“反精英主义”的“铭牌”(目前还在)：“一位毕生共做了77 603餐饭的妇女曾在这儿居住(Ici a vécu une femme qui a cuisiné 77 603 repas dans sa vie)”！

消息传开后，巴黎市民人心大快，纷纷跑去瞻仰欣赏这些不知由谁弄出来的“纪念牌”。

后来据媒体调查，原来这些令人捧腹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均出自一帮艺术家之手；而艺术家们这一行动背后的意蕴，据说是要透过为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树“牌”立传的幽默方式，引发人们对功名地位和名誉虚荣等观念的思考。

你瞧！即便是“恶作剧”，也作得很艺术，很得体，也很哲理。

这便是人们可以从街头墙面“读”出的巴黎。

好，下次在巴黎出门可得留意，说不定你也会碰上一块让你刻骨铭心或令你觉得好玩的“纪念牌”呢。

图片来源/Crédits photos : F360 Media Solutions/J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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